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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选】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家庭经营
2021年07月19日 15: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作者:付 伟 字号
2021年07月19日 15: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作者:付 伟

内容摘要:中国式的代际关系和家庭伦理是中国家庭经营的内在精神动力,是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和生发本土知识体系的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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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是社会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业生产中,家庭始终是一个独立、理性的经营决策单位,将积累的财富持续投入产业发展中。在产业集群的演化、升级过程中,家庭经营始终是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家庭经营作为块状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本土社会现象。中国式的代际关系和家庭伦理是中国家庭经营的内在精神动力,也是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和生发本土知识体系的重要视角。

  (一)中国经济中的家庭户

  诸多研究表明,中国乡村社会之所以能够孕育这种“自下而上”的工业化,与农村的社会结构有关。我国很早就形成了以家户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家户制赋予家庭经营极强的活力与韧性,家庭成为我国几千年来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不仅表现在农业经营及其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在适当条件下,家庭也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行动主体。家庭参与工业化的形式多样,中西部地区的家庭多以“家庭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通过外出务工的形式参与东部沿海工业化。与此同时,家庭也是我国许多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县域产业体系的重要经营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家庭是全面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维度。

  有学者看到,不同历史条件下我国家庭经营都表现出很强的韧性,但这种韧性不能简单地被归纳为“农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哲理”。中国家庭之所以爆发出极强的活力和韧性,恰恰是因为中国家庭有某种超越性的价值追求,这是中国人“努力劳动、脱贫致富的价值动力,相当于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价值”。

  需要进一步从家庭伦理的角度讨论中国人经济活动背后的行动意义,深入挖掘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础。“伦”指的是中国社会的关系形式,“理”则是指具体关系背后的理念和精神,这些理念和精神扎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其中,家庭关系是中国人核心的关系,家庭伦理是中国人伦的起点,也是理解中国文明的总体性机制。这就需要引入历史维度,并将家庭伦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接续,深挖行动背后的道德基础,从而透过“家”来探索中国文明的总体性格、变迁及具体实践形态。

  (二)家庭经营的韧性和演化

  在我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家庭经营呈现出很强的韧性,是理解我国从小农经济向城镇化、工业化转型的重要机制。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小农形态”。明清以来,我国乡村社会进一步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复杂多元的产业体系,包括了农、工、商、运输、服务等部门,成为吸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费孝通所谓的“乡土重建”也是要工业生产适应乡村传统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通过包产到户赋予了农村家庭极大的自主权,极大提高了农业经营效率,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也促发了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以及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正如邓小平所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

  乡镇企业有着极为复杂的形式,家庭经营是其重要内涵。费孝通晚年进一步看到了家庭经营在从小农经济向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从农业到现代工业还有一个中间形态”。他把以农户为单位发展农林牧副渔形成的农村工副业称为“庭院经济”,“庭院经济”依托“公司+农户”等组织形式,形成了城乡融合的乡村产业形态。他看到我国农村发展非农工副业是实现“志在富民”的关键,而富民工程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激活家庭这个细胞,“我们是站在什么地方?脚下是乡土性的小农经济。我们摸的石头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家庭”。

  近年来,我国许多县域在承接乡村工业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县域块状产业集群,许多县域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为面向全球化生产的县域产业体系。县域内的块状产业集群大多是一个由数量众多的经营主体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家庭经营在这个产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全国的总体情况来看,农村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家庭经营的工副业。家庭除了直接以家庭经营的形式参与工业生产,家庭观念也对经济合作有深远影响。温州在家庭或说家族血缘关系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合伙经营,费孝通将其称为富有“东方色彩的经济结义”的合作形态。苏南模式虽然以集体经营为主,但也受到了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在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进一步,“一大二公,何尝不是大家庭甚至推而广之的一个家庭的指导思想,家长做出统一指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岂不是一个家庭或者家族的根本组织原则吗?”

  (三)家庭工业何以可能

  韦伯认为,工业与家庭的分离意味着理性计算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作坊的业主变成工人的雇主,变成为市场而生产的企业家;劳动契约替代了不自由的劳动,这样使以技术效率为基础的合理的劳动分工成了可能,从而实现了“有纪律的劳动”和对产品划一和产量进行控制。与此同时,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经营的法律形式和社会学基础,虽然有以家族共同体为基础的继承人所组成的营利集团,但家族的这种营利共同体与理性的经济经营共同体发展不同,无法实现“基于技术效率的计算”。在韦伯看来,家庭工业难以成为“合理的劳动组织”。

  费孝通认为,以家庭工业为主要内涵的乡土工业并不一定是“落后的,是手工的,是封建的,是小商品生产的”,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实现机器时代的工业分散到乡村乃至农户的可能。费孝通的设想并非不切实际,周飞舟发现由于包买制的引入,民国时期华北平原诸如高阳等地区的农村织布业已经出现了“荒田织布”的现象,实现了“斯密式”增长,甚至形成了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专业生产区域。生存压力说虽能解释农户的勤劳,但无法解释包买制下的家庭工业为何会出现“斯密式”增长。

  在一定程度上,家庭经营是费孝通理解中国城乡社会转型的重要入手点,在此基础上,他看到了“我们这个小农经济延续几千年的国家城乡一体现代工业化的前景”。浙江省H市潮镇在家庭工业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产业合作网络、一个典型的块状产业集群。在这个产业集群中,家庭既是产业发展的起点,又是产业体系不断分化、升级的基础。

  (四)家庭经营背后的家庭伦理

  费孝通认为,家庭的核心意涵是一个基于后代抚育和社会继替的制度安排。无论是从经验观察还是自身体验,子女作为父母生命的延续,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家庭生活中非常核心的一部分,以至于家长常常说“过日子就是为孩子过的”。这种代际观念也深刻影响了农户的经济活动,小农的生活逻辑围绕着家庭再生产,农民的家庭经济安排有一定的规律性,就是他的经济活动所参考的家庭生命周期。中国的父辈对子代的照顾和贡献是尽己所能,甚至是“无所不用其极”。这反映了一种与“家本位”文化相联系的父母对子孙负责、在代际关系上向下倾斜的责任伦理。

  费孝通认为,“在农村工业化中,真正有活力的是家庭工业。我进一步想到中国社会的生长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我想是在世代之间联系的,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耀宗族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梁漱溟认为,中国人不是个体本位,家庭中的个人是“无我”的。中国人的伦理中,“我”是融入在祖先和后代延续的历史绵延中的,只有在这个整体中才能有“我”。这一点对于中国人而言或许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

  近来,很多学者也开始从家庭代际关系的“行动伦理”概念入手,分析中国家庭伦理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在传统思想脉络中理解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儒家正是以家庭伦理为起点建构了一整套认识和规范人与人关系的社会思想,这套社会思想是顺着人的自然感觉走的,是顺应着中国乡土社会的人情世故,从草根文化习俗中生长、提炼出来,又提升到“圣贤”的高度。仁和义是儒家伦理的核心概念,而仁和义就生发于家内父子兄弟之间,所谓“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父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层,父亲对后代的慈,不仅是出于亲亲之爱,更是出于对宗族的重视,是出于宗族责任的生命意义。从父子关系经由亲亲、尊尊的推衍,“承前续后”的人生就有了绵续的方向和路线。父亲对子女的慈背后有一种“责任伦理”的支撑,“有人生寄托的超验价值的意味,即将自己的生命意义寄托于子孙以求绵续的意味”。

  家庭经济活动受到家庭结构、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与此同时,家庭始终是一个独立、理性的经营决策单位,将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用于扩大产能和产业升级。家庭经营的复杂逻辑呈现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这需要立足于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生发本土社会学知识。杉原薰的“勤劳革命”、徐勇的“农民理性”都强调了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勤劳的重要意义,但尚未深挖勤劳背后的历史传统和伦理内涵。本文发现家庭成员除了承受很高的劳动强度,还具备极为自律的劳动态度,同时家庭工业也呈现出较强的拼搏创新精神,可以放弃眼前享受,积累资本实现产业升级。家庭经营的这种特点与我国几千年来家户制的社会结构有关,但也不能忽视家庭观念的影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没有人与上帝的冲突,一般不会产生体现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天职观念。中国人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任劳任怨地勤奋劳动,家庭是其强大的内在精神动力,“中国老百姓不舍昼夜地拼命干活,其经济动力就在‘世代之间’”。基于此,中国乡村能够克服资金、技术和区位等各方面的劣势,在短时间内实现县域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以家为方法”理解中国社会转型,建构中国社会理论。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尝试通过对个案的细致解剖,通过“将心比心”式的理解,将中国语境下的家庭伦理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合情合理”地展现出来。这种研究对认识中国家庭尤为重要,因为中国人的行动伦理具有“感通”的特征。家庭伦理的具体作用过程往往体现在人与人交往的细节中,也只有借助具体的事例、场景展开分析,才能将社会要素和社会关联相互作用的过程“激活”和呈现。分析这个过程恰恰是个案研究的优势所在。家庭经营在我国乡村产业体系中广泛存在,具体实践形式非常多样,也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要达成对家庭经营的总体认识,需要对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家庭经营的具体实践做更全面深入的研究,也需要在时间维度上进一步动态考察家庭代际关系和家庭观念的变化。家庭经营呈现的精神风貌和背后的家庭伦理,渗透到中国从小农经济到城乡一体化、工业化的转型过程中。

  实际上,无论是在传统时期的半工半耕的家庭手工业,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乡镇企业,以及当下的县域块状经济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精神力量的影子。诚然,这种精神力量发挥作用、成长为县域产业集群,确实需要其他条件与之配合。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和舆论引导,激发这种精神的积极成分,同时警惕其可能存在的消极影响。这种精神风貌及其背后的历史渊源无疑是中国经济和社会韧性的基础,也是中国能够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信心和底气。家庭经营的韧性也让中国现代化道路呈现为一个各种制度路径依赖的因素和本土(或传统)资源的微妙转换的过程,所谓具有理论意义的“中国经验”恰恰由此孕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题《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家庭经营及其精神动力——以浙江省H市潮镇块状产业集群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征/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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