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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选】亚洲生育转变的推进因素及影响
2021年07月19日 14: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作者:郑真真 字号
2021年07月19日 14: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作者:郑真真

内容摘要:亚洲的生育转变以东亚和东南亚为先导,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人口大国主导了亚洲人口的变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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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转变指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过程。生育转变的标志是女性通过有意识地控制生育孩次,在达到既定子女数量时停止生育,且停止生育的年龄远远小于女性失去生育能力的年龄。

  亚洲各国的共同特点是,生育转变的初始推动力来自社会发展和经济腾飞带来的生育意愿下降,而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运动包括国家提供避孕服务,有效减少了非意愿的生育,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服务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了较快的生育率下降。

  (一)亚洲的生育转变进程

  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近六成,20世纪60—70年代发生在亚洲的生育转变对全球而言具有重要影响。亚洲人口的生育水平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40年间从高于全球水平的平均一对夫妇6个孩子下降到3个,此后一直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亚洲的生育转变以东亚和东南亚为先导,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人口大国主导了亚洲人口的变化轨迹。东亚地区率先发生了生育率下降。日本的生育率下降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很快下降至更替水平,呈现出与欧洲人口相似的变化。韩国的生育率下降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20年后降低到与日本相近的低生育水平。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初始时间滞后于日本和韩国,却也同样在20多年后降至低生育水平。亚洲其他几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菲律宾等,其生育率下降过程与亚洲平均水平较为一致。

  20世纪70—90年代,亚洲的大多数人口陆续实现了生育转变,不过一部分亚洲人口的生育率在达到更替水平后继续下降,目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较低生育率甚至极低生育率,好运彩彩票极速时时彩:并逐渐积累负增长惯性。中国更是在30年间实现了大幅度的“跨越”,从高生育率进入低生育率行列。

  亚洲各国之间差距较大,工业化和人口城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妇女地位有很大差距,虽然初等教育较为普及但总体受教育水平不高。亚洲大部分地区具有早婚和普婚的共同点,但一些地区的婚内生育率并不高。亚洲生育率下降初始的死亡率要低于欧洲的相同阶段,因而生育率下降的滞后导致的亚洲人口增长速度更快。亚洲的家庭系统具有更强大的社会组织特点,代际责任感更强。亚洲国家最为明显的共同特点是,政府大多积极倡导计划生育、鼓励晚婚和减少生育数量,同时提供避孕服务,且由于很多亚洲国家的政府具有较强的中央集权化功能,政府干预可发挥较大作用。因而,社会制度变化无疑是推动生育率降低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社会经济发展、政府导向与文化因素

  亚洲的生育率下降发生在初婚年龄相对较早、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背景之下。中国和印度是全球仅有的在经济发展水平为人均GDP不到400美元时控制了生育的两个国家,总和生育率降至4以下,而拉美人口的总和生育率降至该水平时相应的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尽管亚洲的生育率下降最先在城市发端,但普遍的生育率下降既发生在城市也发生在农村;有些地区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接受计划生育的理念、生育子女数显著减少。有学者认为,亚洲的生育转变进程对生育转变理论有重要启示,即生育转变没有收入门槛,是社会经济变化、避孕服务的普遍可获得以及政府主导共同促成了生育转变。

  在微观层面上,应用1975年前后在亚洲12国开展的世界生育调查数据分析生育率下降的推动力,发现居住地、妻子受教育程度、妻子工作状态和丈夫职业等因素与生育率下降有关。不过,亚洲很多地区的生育率下降发生在多数人口为农村居民且女性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因此有必要补充其他推动生育率下降的因素才能解释亚洲的生育转变,政府导向和文化因素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亚洲推动生育转变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政府通过宣传生育控制实现生育数量的减少,同时主导实施计划生育项目提供普遍可获的避孕服务。20世纪60年代,出于对人口快速增长可能产生负面社会经济后果的忧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先后启动了自上而下的大规模计划生育行动,这些旨在降低生育率的国家项目也得到了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支持与经济援助。亚洲一些国家/地区的计划生育项目显示了突出的成就,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10年间显著下降。分析显示,在社会经济状况和计划生育工作力度均对生育率下降有独立贡献的同时,较强的计划生育工作力度会缩小因社会经济差距导致的避孕率和生育率差距。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工作力度考察亚洲部分国家/地区在1960—1975年间生育率下降的百分比,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等社会经济发展处于高水平且计划生育工作力度大的地区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

  有学者从文化方面总结了亚洲生育率下降所具有的共同特征:首先,在历史悠久的国家,社会精英长期引领道德和行为规范。印度、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流舆论,控制生育数量成为社会规范甚至“时尚”,在不同程度上对有多生意愿的夫妇形成压力,有效实现了官方和个人层面的生育控制合法化;其次,印度教、佛教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均接受现代避孕方法,也不避讳人工流产,因此当政府普遍提供避孕服务之后,避孕方法的使用率很快提高,从而有效减少了非意愿的妊娠和生育。更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儒家文化圈地区的生育率下降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儒家文化并不鼓励多育,尽管生育是绵延子嗣和尽孝,但也强调父母责任。这些地区普遍注重子女教育、加大养育子女的投入,也是促成生育率下降的重要推动力。以中国上海、香港、台北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槟榔屿等生育率下降开始最早的地区为例,尽管这些地区之间经济指标差距巨大,但在1955—1990年间的生育率下降走势趋同。

  (三)生育转变后的东亚:趋近极低生育率

  日本是亚洲生育率最早下降的国家。二战前的20年间,日本的出生率从36‰降至30‰;20世纪50年代,出生率在10年间从30‰左右降至18‰。韩国和中国的香港及台湾地区的生育转变主要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城市人口的生育率首先下降,此后在政府积极倡导和政策推动下快速扩展,至80年代已接近更替水平。推迟初婚和有效避孕都直接导致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上述地区的生育率在下降至更替水平后并未停止,而是由于持续推迟初婚甚至不婚以及进一步减少生育而继续向极低生育率下滑。尽管东亚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低,但长期持续的低生育率与经济转型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密切相关,成长于快速经济增长时期的青年人有较高的预期,但经济变动和就业形势强化了竞争和不安全感,加之生育和教育成本的上升,工作—家庭兼顾的困难,都对组建家庭和生育起到了抑制作用。生育率的快速转变可能是政府始料未及的,因而政府主导的节制生育政策往往在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后仍然延续了相当长时间。

  新加坡首先作出政策反应,其生育率在1975年降至更替水平,政府在1986年重新审视人口政策,于1987年调整了政策导向,出台了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和措施。韩国于1996年调整了政策导向,也是滞后其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12年,但是韩国政府真正严肃对待这个问题的年份则更为滞后。日本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降至1.57时,政府开始了一系列遏制生育率进一步降低的努力,这时距离日本人口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已经过去了17年。尽管这些国家的政府在20多年里出台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提高生育率,但至今尚未见效,这些地区2015—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在1.11(韩国)—1.37(日本)之间。

  东亚持续多年的极低生育率现象说明,旨在提升生育率的政府干预往往难以奏效。对100多个国家的分析发现,政府干预只能解释5%的生育率变化,而旨在提升生育率的政策仅呈现短期效果且不能持续。中国的生育转变进程及推动力与亚洲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今也已处在低生育率时期,东亚人口变化及应对低生育率策略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

  (四)中国低生育率时代的政策取向

  中国人口总体上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生育转变,在90年代进入低生育率时期。对中国人口变化速度和低生育水平的认识与判断达成共识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过程,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讨论在21世纪从未间断,包括对低生育水平及其风险的认识,无论从学术界的内部争论还是从公开发表的文献都反映出不同的观点和意见。2013年生育政策调整后,许多学者建议中国应尽快实现计划生育的历史性转变,脱离其行政管理的内容而转向以公共服务为主的新制度框架。

  以史为鉴,在中国低生育率时代的生育相关政策,需要在人口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下,针对形成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和未满足的群众需求,确定合情合理的政策取向。首先,中国的生育相关政策取向,需要摆脱单纯从数量出发控制管理的思维方式,从明确定义生育数量转向尊重育龄夫妇尤其是女性的意愿和需求,支持夫妇多样化生育意愿,实现家庭自主生育;其次,需要更多关注与生育相关的性别平等、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民生方面的问题,有效支持夫妇兼顾工作和育儿,助力他们落实生育计划、实现家庭理想的生育目标,缩小“生育赤字”。

  低生育率现象是国际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目前全球近半人口生活在低生育率国家。不少国家对生育率持续偏低的状况及其负面后果产生忧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台各种以支持家庭为主的政策试图提升生育率。

  与中国在家庭制度和文化方面较为相近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长期处于低生育状态,虽然政府大力投入和多项干预措施已持续多年并不断加大力度,但实际效果明显乏力。例如韩国政府针对长期超低生育率现象,在21世纪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以及有关人口和老龄化社会的五年计划,力图扭转超低生育率局势,但至今收效甚微。这些政策和措施不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韩国持续的初婚推迟和不婚比例上升与青年稳定就业机会少、住房价格上涨有关,但缺少针对这些问题的有效政策;有些旨在促进工作和家庭兼顾的政策设计仍反映了传统的角色分工;韩国的教育系统高度依赖家庭资源,包括教育费用和要求家长参与学校活动。此外,很多政策和措施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但由于缺乏机构之间的有效协调而在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尤其在涉及财政责任方面难以落实,而需要雇主合作的家庭支持项目也存在参与率低的问题。这些教训值得中国警惕和借鉴。国内有不少研究重点关注欧美发达国家的现行政策,但这些具有长期现代化经历的发达国家与二战后兴起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重要差别,发达国家的经验未必适用于中国。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如同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的“未富先老”,在生育率变化上则是“未富先低”,中国当前的人均GDP远远低于那些生育率降至相似水平时的发达国家,因此在借鉴国际经验时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发展阶段。根据中国低生育率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国未来生育政策取向应摆脱对具体生育行为的限制或鼓励等单纯聚焦人口指标的思维方式,在实现家庭自主生育的前提下,全面综合地打造家庭和育儿友好的社会环境。国际经验说明,适度合理精准有效的配套政策,能够在支持家庭和工作兼顾的同时,促进劳动参与。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十四五”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有学者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若干紧迫任务之一,是推进生育政策改革,实现家庭自主生育,同时推进配套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降低养育孩子的家庭成本,形成育儿友好型的社会环境。在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尊重人口变动的客观规律、了解民众观念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满足民众需求,相关政策的制定才能更有效地积极应对变化带来的挑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原题《生育转变的多重推动力:从亚洲看中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征/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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