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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再生产的价值与路径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2021年06月20日 06:18 来源:《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杨须爱 字号
2021年06月20日 06:18
来源:《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杨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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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的再生产,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进一步全面、科学揭示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并在全社会普及这方面的知识。这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发展、民族知识的增量与更新,也有助于正本清源,使各民族人民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也是目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基本建设。正确、全面观察和科学书写中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历史,须以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着眼点,以各民族交融汇聚与中华民族发展的互动为主线,把握好民族要素-共时性、民族过程-历时性、民族结构-关系性、民族意识-价值性等四个维度。这项工作包括知识体系的建构和知识传播普及两个环节,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政两界共同作出努力。

  作者简介:杨须爱,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

  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18JZD04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资助成果

  民族是一种演进过程,具有历史属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也已被中外现代民族理论普遍肯定。1中华民族鲜明体现了这一属性。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深刻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2这个重要论述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既是自然凝聚过程,也是政治形塑过程。在2020年8月召开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9月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又相继指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3“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新疆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4可见,如何正确理解、科学阐释“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这个重要论断与客观事实的深刻内涵,是全面领会和在全社会宣传普及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系列论述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基本建设。为此,本文认为再生产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当为一项亟待推进的基础性工作。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自我更新的有机体,这种更新通过物质、精神或知识、人自身的不断再生产来完成。这一过程因而也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5这里的“再生产”指生产过程的不断重复和经常更新。人类社会正是通过周而复始的再生产得以存续和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精神或知识在内的新的生产活动及成果会不断更新与取代旧的生产活动及成果。科学的基本功能是生产知识,人是科学活动的主体,而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更重要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所生产的知识一般都有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这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及某一领域或专门的知识要符合特定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必须结合历史发展不断更新,即进行知识再生产。6作为民族知识范畴的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自然也不例外。

  中国人自觉观察和阐释各民族交融汇聚史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实践始于西方现代民族观念传入中国之后。一百多年来,不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均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此外,王朝中国时期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也不自觉地留下了大量记述。但这些已有的知识,因隐含的民族观及阶级立场、价值取向存在明显差异,因而未必都是对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积极意义的知识,必须加以鉴别和区别对待,其中一些还必须加以批判和改造。因此,本文所说的“再生产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引,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高度,超越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华夷”观和清末以来维新派、革命党、国民党等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中华民族观,扬弃他们围绕中国民族史、中华民族史所生产的带有阶级、时代局限性的知识,补充与更新一百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生产的中国民族史、中华民族史知识,对我国各民族在交融汇聚中形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并不断巩固发展的历史过程作出全方位的系统阐释,形成一个新的专门知识体系,7并在全社会宣传普及这些专门知识的活动。8

  一、中华民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再生产”命题的提出

  “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学术脉络,在当代民族学科,其集中体现、且具有完整话语体系的理论,当属1988年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既是对有内在精神纽带和政治规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特点的高度概括,也是对百余年来国内学人对中国民族结构争鸣的理论突破。这一理论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重要而广泛的影响。马克思讲,“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9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就抓住了中华民族发展规律的根本,其完全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正因为此,其影响力早已超出学术领域,对当代中国思想发展产生推动作用。2005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首先被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吸收,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10标志其已升华融汇到党和国家的理论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多次论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其中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一部厚重的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国各民族诞生、发展、交融并共同缔造统一国家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并且凝聚力向心力日益增强的历史”,“正是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互相依存、情感上的互相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的多元一体格局”;11直到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作了更为集中的阐发。不难看出,习近平的论述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内涵更加丰富、科学。

  但是,费孝通在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时也指出:我国56个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看到的历史大都是以汉族和帝王为主线的,“我们过去对于历史上民族之间互相渗透和融合研究得不够,特别是对汉人融合于其他民族的事实注意不够”;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从生物基础,或所谓的‘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说是‘纯种’”,但这个问题似乎研究也不够。12这两个“研究不够”实际上也是自20世纪初“中华民族”概念提出以来,或者说中华民族成为关涉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以来的约百年间,国内学人在研究中华民族形成与演进史当中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

  揭示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要全面、科学阐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历史上的各民族、今天的各民族在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及互相融合中共同推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这里有必要说明: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民族融合包含两种意思:一种是终结性的民族融合。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义及构想,终结性的民族融合指民族之间的差别、界限完全消失,人类社会的民族现象终结。这要在久远的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实现;13另一种是过程性的民族融合,既指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互相同化,使他民族成员变为本民族成员的现象,也指不同民族在文化、血缘上相互吸收,共性不断增多的现象。与之对应,这种现象可以表现为一种持续的过程,也可以是使族属发生变化的结果。族属发生变化的“融合”也被称为“同化”。14按照列宁的说法,所谓“同化”指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15民族同化包括自然同化和强制同化两种。其中自然同化不是外力强迫的结果,而是因受其他民族的影响,一些民族主动在文化上接受“他者”,在认同上转向“他者”的结果。自然同化是历史进步现象,符合人类趋利避害的一般规律。费孝通和本文论及的民族融合,均指第二种意思。然而30余年过去了,费孝通提到的上述两个研究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较好的解决。

  追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可见,20世纪以来,当中华民族的旗帜被高扬时,中华民族历史的诠释与书写始终得到学政两界的高度重视。典型的时期及事例有两个:一个是清末民初,在梁启超等人倡导下兴盛起来的“新史学”、“国史”重建潮流中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与书写热潮。当时产生的代表性成果如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的观察》(1905年)、《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1922年),刘师培《中国民族志》(1904年),常乃悳《中华民族小史》(1928年)和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三人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发表的三本同名著作《中国民族史》等;另一个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在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倡导下兴起的以“中华民族是一个”为核心思想的中华民族史研究与书写热潮。当时产生的代表性成果如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1939年),《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演讲词》(1947年),孙绳武《中华民族与回教》(1939年),陶希圣《中华民族战史》(1939年),张旭光《中华民族发展史纲》(1942年),俞剑华《中华民族史》(1944年)等。总体来看,这两个时期的中华民族史研究已经较为全面地展开,主要议题包括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及发展,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的特点和精神,中华民族的文化、宗教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中华民族统一运动史,中华民族与中国,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等,可以说已涵盖建构中华民族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当然,学界对这些议题的研究许多都处于起步阶段,加之学人们认知与研究中华民族的知识来源,尤其是所持的民族观、政治立场差异迥然,因而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始终存在激烈争论。比如关于作为中华民族人口主体的汉族的起源问题,就长期存在着“西来说”“外来说”与“本土说”的论争,其中“本土说”又存在着“多点起源”与“单一起源”的论争;关于中华民族的结构与特点问题,也长期存在着一元性、同质化与多元性、差异性与一体性相统一的论争等。

  这两个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建构中华民族理论的知识来源可以归纳为四种:(1)西方经典民族主义;(2)中国本土“华夷”观念和王朝中国治理民族事务的知识经验;(3)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4)西方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知识。由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与之对应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念尚未被大多数知识分子理解和接受,也由于受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持民族观与阶级立场的局限性,客观反映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构成的人们共同体或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学术观点尽管已经萌芽,成为一些研究者的旨趣,16但终究未能获得更多学者的支持及阐扬,成为在当时中国主导性的中华民族观,以及成为引导广大国人,尤其是少数民族同胞认知中华民族的基础性知识。受其影响,“中华民族”这一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符号,在这两个时期并未获得少数民族同胞的广泛认可,引起足够的情感共鸣与认同。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华民族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杨松1938年发表的《论民族》一文,对中华民族内涵及形成过程进行探讨;毛泽东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华民族进行了重要界定,至今仍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吴文藻、费孝通、17翦伯赞、吕振羽等人先后对国民党“中华民族是一个”论点进行了讨论与批评,对各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贡献进行肯定性阐释等。18但受战争环境、革命任务、研究力量和学术积累等多方面因素制约,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前对中华民族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入研究还很不够,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重新书写上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主导下,给每个少数民族都重新整理、书写了历史,把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的政治理念贯穿于党和国家的理论建设、民族工作实践之中,赢得了广大少数民族同胞的衷心拥护。关于各民族的历史,尤其是少数历史的研究在学术界长期是重点议题、热门话题。但对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史的研究、书写与理论建设却长期滞后。可以说,对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的深入研究与书写,目前仍是中华民族、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与建设的一项未竟之业。

  实际上,费孝通当年提出中华民族研究中存在“两个不够”的问题,主要目的在于提醒学界同行,我国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和血统上的交融汇聚贯穿于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之中,是常态性的现象,有大量客观事实为证,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与演进的真实写照,这些历史是引导各民族互相认同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的重要素材,应当得到更多重视及挖掘,而非继续被遮蔽。大汉族主义思想的长期蔓延、近些年来在一些民族成员中出现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分化现象等制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一些问题,本质上均与一些人对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了解不够、不深,甚至完全不了解直接相关。

  基于以上事实与认知,本文提出“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再生产”之命题,旨在倡导学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道路上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的时代背景下,以解决中华民族研究与理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为基本出发点,对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及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演进史作出新的阐释和书写,助推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务性工作。结合前文所述,当前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点。

  第一,百余年来国内学人在中国历史研究与书写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的对汉族融合少数民族的历史关注较多,而对少数民族融合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互相融合的历史关注偏少,以及对我国各民族在历史上长期普遍地互相融合的客观事实揭示不够充分的问题。习近平所强调的“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这是一个对研究与书写中华民族史极具指导性的论断。中国学者撰写的以“中国通史”为题名的作品,应该体现民族视角,包含全面、科学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及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记述。粗略统计,20世纪以来出版的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通史”作品有数十部之多,19其中绝大部分都有以专门章节来记述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民族融合状况的内容,但或多或少都存在上述不足。其中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的作品因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立场,因而能够自觉揭示各民族互相融合的客观历史,而非仅仅关注汉族融合少数民族的历史,但也存在上述不足。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一书,1941年5月在(香港)生活书店出版后在内地多次再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长期被许多高校当作历史学专业教材,在广大高校教师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影响很大,但著者1980年在重印1959年修订版时的序言中毫不讳言地承认,“中国史应该是全国各兄弟民族共同的历史,我虽然在原则上认识到这一点,也作过努力,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主要是材料的缺乏,我这部书还只能说是汉族人民的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史”。20吕振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拓荒者之一,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民族史研究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在改革开放之后、他的名著《简明中国通史》出版近40年之后以及自己年界耄耋之际郑重坦承自己著作的不足,所反映的问题不可谓不典型。

  第二,在20世纪以来逐步兴起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与书写中,程度不同地存在对单个民族的历史、各民族的差异性关注较多,而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对各民族的共同性关注较少或强调不够的问题。前文述及,在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国史”重建潮流中,“中国民族史”研究与书写的热潮持续至20世纪40年代,产生一系列作品。这些著作都站在国家和中华民族发展的高度研究中国民族史,“目的在于唤醒民众、团结一致构建民族国家”,产生的积极影响不言而喻,也使“中国民族史研究在学术范式、深度、广度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1但客观地看,这些作品大多都是从研究各个民族的历史入手来叙述“中国民族史”的,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未能将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放到中国发展的整体中考虑,将二者融为一体;对具体的古代民族都是做静态的、孤立的描述”等不足。22例如,在前文提及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中,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一书实际讲的是汉族的形成与发展史;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一书实际讲的是中国历史上12个民族的发展简史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新撰写、出版了数十部以“中国民族史”为题名或主题的作品,23以及大量族别史作品,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族别史研究曾是中国民族史学的主要工作,并且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55个少数民族的简史,就是这些成果集中而具体的体现”。24总体而言,这些作品“以科学的态度、确凿的史实、严谨的论证充分肯定了少数民族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居之地位,以事实说明中华古今各个民族,不论大小,都对维护祖国统一、开发祖国边疆,缔造祖国历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5这些作品对引导各民族正确认识中国历史,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其中一些同样存在上述不足。26对此,一些长期致力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者有同样的感受:“在以往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中,较多关注的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族别史、民族关系史,对各民族在发展进程中的交融性与整体性关注不够。”27

  第三,我国历朝历代的各类史籍中,尤其是不同民族语言文字的史籍中,有大量关于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事实的记载,但这些史实一方面是分散存在的,另一方面大多目前仍处于“沉睡”状态,后人对其挖掘、整理还很不够。这些史实是中国历史的有机构成,也是激活、塑造各民族共同记忆的重要素材,亟待今天的人们系统挖掘、整理及“唤醒”,以“各民族交融汇聚史”为主题书写出来。同时,我国历史上的主要史书二十五史,大多都有关于各民族交往交融史的记述,但这些史书几乎都是官修“正史”,也可以说是站在统治阶级与不同民族的立场记述的历史,因而记载的主要是王侯将相史、统治民族的历史,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实的记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局限性和民族本位立场。其中一些一方面体现出“强烈的大民族主义”,“内华夏,外夷狄;贵华夏,贱四夷”的观念浓郁,把“汉族和汉文化作为评价是非的标准,记载上不仅厚此薄彼,还对少数民族有很多民族歧视和民族偏见”,另一方面对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述存在着“重北轻南的倾向”。28这些带有阶级局限性的历史知识,尽管已得到中国现当代史学界、民族研究界的持续改造与重新阐释,但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知识形态,其并未消失,仍在传播,对我国今天各民族站在中华民族立场看待本民族的历史仍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而还需进一步作出新的科学阐释及传播。

  二、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往往取决于书写历史的人遵从什么样的观念、价值和目的来阐释历史。重新书写历史,如何成为bbin真人代理:无非是要用与前人不同价值评判标准、视角对既已存在的史实作出新的阐释。重新书写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历史本身,而在于当下和未来,是为了用新的历史知识引导、教育今天的人们创造新的“历史”,也即创造历史书写者期望的现实社会。再生产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正是为了全面揭示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融汇聚史,充分地让真实、客观的历史说话,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建设与实践发展。具体而言,其理论与实践价值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可以为中华民族史书写提供必要的理论与学术支撑

  一部厚重的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民族在诞育、分化、聚合及不断交融中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及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增强的历史。但如前文所述,我国历史上的主要史书二十五史,记载的主要是王侯将相史、统治民族的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中国人才开始撰写的“中国民族史”,百余年来产生不少成果,但绝大多数都是在相对孤立地叙述各民族的历史,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历史。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看,这两类史书都不能算得上完整的中华民族史。

  正因为此,深化研究与重新书写中华民族史才逐渐成为学界、理论界的共识,进而成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工程。例如,在2020年初中央“四部委”(即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民委)批准成立的10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研究基地、5个重点研究培育基地中,29中华民族史研究与书写被一些基地明确列为主要攻关方向;2019年1月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将中华民族史的研究与书写纳入“推进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中,确定为未来一段时期的重点工作;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2020年设立的院级重大攻关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问题研究”,也包含了深化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史的任务等。实际上,国家层面和各地有关机构围绕中华民族史的深入研究与书写而组织实施的各类研究课题近几年更是呈井喷之势。这种举国范围兴起的学术与理论自觉氛围,源自学界、理论界对我国新时代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的深刻体察与担当。但研究者们当前对如何认识、阐释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仍然存在一些原则性的分歧。而这事关究竟应以什么样的“历史观”为主导来重新阐释与书写中华民族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史。有研究将这种分歧背后的“历史观”归纳为三种:(1)致力于呈现“真实的过去”,对“什么样的‘历史’造成包含56个民族之中国与中国人”作出阐释;(2)致力于当前的民族团结与繁荣而重新书写与强调某种历史,即对“什么样的‘历史’让当前中国各民族认识自己的民族与国家认同,并以此民族与国家为荣”作出阐释;(3)致力于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谐发展的“未来有关的历史”,即对应该以“什么样的‘历史’来塑造有改革行动能力的个人”,才能让中华民族的明日变得更好作出阐释。并指出前两种历史观相对常见,第三种还很少见。30这个总结可谓公允,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学界以往从中华民族共同体高度阐释我国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不够、不透的问题。而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史,应该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既要记载汉族融合少数民族的历史,也要记载少数民族融合汉族、少数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的历史,更要记载各民族在互相融合中不断走向一体、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缺少哪一部分,都写不出科学、完整以及能够被我国各民族,乃至全体中华儿女认可、接受的中华民族史。

  (二)有助于充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及推进党的民族理论建设

  理论要保持生命力,就须结合时代需要不断发展。这种发展既包括对理论原型的丰富和完善,也包括具体观点的更新。就此而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尽管已升华融汇到了党和国家的理论之中,但本身还有充实和丰富的空间,需要结合时代要求作出新的阐释、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内核是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多元一体”。费孝通在提出这一理论的12年后,在论及全球社会不同文化的相处之道时所讲的“和而不同”理念,31就是对“多元一体”的另一种解释,也可以说是对“多元一体”所揭示的事物发展规律这一普适性价值的运用。

  实际上,在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次年,就有学者提出了补充性意见,认为历史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有三个阶段,分界点分别是鸦片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二、三阶段分别是这一格局的形成时期、危机时期和重建时期,其中重建时期的关键在于改变王朝中国的统治者有意拉开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发展差距及造成的事实,缩小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增加各民族的共同性,从而巩固各民族的向心力。32这一看法的新意在于将中华民族的自觉阶段又分成两个阶段。近几年有学者提出应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上升、打造为“多元一体主义”,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自提出以来,已得到各方的认可和充分应用,“多元一体”作为这一理论的延伸也已成为一个认知度很高的学术概念,鉴于其在“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的结构”上的普世意义,以及建设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中国话语的时代要求,主张在民族领域将其打造为一种既能体现“中国特色又有普世意义的”理念——多元一体主义。33还有研究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面向的基本问题域俱为“一”与“多”的关系,且都与“和而不同”的旨归一致,二者逻辑关系的高度一致性,证成了传统“和合”思想与现代中华民族建构的内在理路,借此我们似乎可以超越西方民族国家理论。34这是学界目前基于完善、充实及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几个代表性论点。可以看出,不论是基于充实和完善这一理论的主张,还是基于升华、延伸其理论价值的主张,都没有离开对各民族交融汇聚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之关系的强调,而这都需要对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化研究,揭示其中的内在机理和基本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具有重要职能,包括指导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实践,为祖国统一提供理论依据,阐扬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全国整体的民族研究事业作理论指导,为社会提供科学的民族观等。中华民族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身份,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一个复合型民族实体,科学阐释何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内在机制与基本逻辑是什么,未来走向如何,无疑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而要完成这项建设,必然离不开对“各民族交融汇聚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深刻内涵的揭示及丰富史实的挖掘、整理与阐释。

  (三)有助于强化社会思想及舆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时代命题的呼应

  研究表明,现代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一定有历史学的勃兴,主要表现为对国家民族历史的重新阐释与书写,会受到多民族国家当局的着意推动,从而形成理论与学术热点,产生成体系的专门知识。35尽管中外学者所持守的“国家民族”历史阐释与书写路径、策略因所处时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差异而不尽一致,但基本目的却具有一致性,都是试图通过重述国家民族的历史、共同记忆来引导社会思想与舆论,从而凝聚国家内部不同民族或族类群体的共识,动员各方共同致力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整体性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36是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始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推动者、引领者、实践者”。37经过近一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迎来光明前景,历史已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础条件,既是民族领域的事业,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各战线、党派、阶层及各社会团体的共同事业。而党和国家对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研究与书写的进一步重视及规划,必然会掀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史研究与书写的新高潮,强化全社会广泛传播、阐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浓厚思想环境和舆论氛围。

  (四)有助于澄清各民族互相融合的事实及消除一些人的民族偏见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中,民族融合是普遍现象。具体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汉族融合少数民族,俗称“汉化”。秦汉以来,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之后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融合大多以汉化为主要内容。其中一个普遍过程就是一些少数民族凭借军事优势入主中原,却在统治中原的过程中主动接受汉文化,逐步被汉族社会自然同化。例如,匈奴、鲜卑、氐、羯、党项、契丹等古代民族消失后的主体或大部分都是融合于汉族社会。二是少数民族融合汉族,俗称“胡化”。入居“胡地”的汉族有主动流迁的,如因天灾人祸逃亡而去,因经商、礼聘等而流落不归等;也有被动流迁的,如被对方掳掠去做奴隶,被中原政权派遣戍边屯垦而在当地扎根,最终融入当地民族之中。例如,匈奴在秦汉之际,奴隶人口常常达到数十万,但大多数是从中原掳掠的汉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最终都融合于匈奴社会;38先秦时期,楚将庄蹻率数千农民迁居云南,自称“滇王”,最终被当地民族自然同化;多为“汉魏遗黎”的一众汉人在吐鲁番建立了高昌国,先后隶属于柔然、高车、突厥,最后被回鹘征服,同化于维吾尔族的先民之中。39这些事例都是汉文史籍中“胡化”的典型,但没有被汉文史籍记载的同类事例更多。三是少数民族之间互相融合。这在历史上同样很普遍,只是汉文史籍的记载较少而已。“汉化”与“胡化”主要是中原人口与“化外”之地人口的互动现象及结果,少数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则主要是边疆各区域内部及之间的人口互动及结果。例如,上文述及的匈奴在雄踞北方时,所属的奴隶人口除汉族之外,还有月氏、羌、丁零、浑庾、乌孙、楼兰等族的人口,他们最终也都融汇于匈奴族之中;再如,原本族体规模庞大,活动地域横跨我国北方、西北地区大半区域的古羌族,在历史上持续性的迁移流动中,大部分人口被同区域的其他少数民族吸纳,尤其是壮大了藏族和彝族。这里的“壮大”,即古羌族人口被藏族、彝族自然同化。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羌族人口相比历史上大为减少,聚居地则收缩至川西北一个不大的区域。这种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自然同化现象在西南、西北地区尤为普遍。即便到了今天,依然大量存在。有研究揭示的当今青海省内“蒙古族的藏文化涵化”现象、“土族的藏文化涵化”现象、“藏族的伊斯兰化”现象等,40十分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类似的史实、事例在历史上可以说俯拾皆是。只是对这种现象要作出一个客观、全面的观察,须持守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以及“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才行。41

  虽然我国历史上不同朝代、区域的各民族在互相融合时涉及的民族成分、时限、具体形式存在差异,但导致不同民族发生融合的基本动因则无本质性区别。在一般意义上,交往交流是民族生存所需、发展所需,也是民族融合的起点。我国历史上导致民族融合发生的民族交往交流途径主要有三种,包括各民族基于不同经济类型的互补性交流,基于生存竞争和趋利避害的人口流迁,统治集团发动扩张性战争等。正是在各种途径的交流交往中,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深化和广泛,最终构成了相互离不开的一体性关系。各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直接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其表现在政治上、经济上,也表现在文化上和体质上。当然,历史上一些民族的统治集团发动的扩张性战争的非正义成分必须给予批判。

  关于各民族互相融合的史实,我国各类史籍中有大量记载,尤其是地方史志、非汉文史籍,只是比较分散。但今天的人们了解到的往往都是汉族融合少数民族的历史,而对少数民族融合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互相融合的大量史实,以及对各民族互相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这也是一些汉族成员对少数民族抱有盲目优越感和偏见的根源之一。

  (五)有助于消除一些民族成员对各民族交融汇聚的疑虑

  做好民族工作,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4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为了争取人心。但要真正能争取到各民族成员的人心,不尊重历史、各民族意愿,不将心比心和遵行历史大义均行不通。从学理上看,中央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我国今天的56个民族、全体中国人而言的,但也有针对性,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在本民族与中华民族、本民族历史与中国历史的认同上出现分化问题的人群,或者说主要是受到“藏独”“东突”“台独”“港独”等分裂主义思想,以及周边国家泛民族主义影响的人群。他们既有少数民族,也有汉族;既有普通群众、宗教人士、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有极少数的社会知名人士。认清这一点,对有针对性地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十分重要。与上述相关,今天一些民族成员对各民族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抱有疑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分裂主义思想的渗透、周边国家泛民族主义的外溢,以及错误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的消极影响等都是诱因。长期存在的大汉族主义言论更是直接诱因。

  “人心所归,惟道与义”。43全面挖掘、整理和向全社会呈现我国各民族在历史上交往交流交融汇聚的历史,包括不同区域内的民族交融汇聚史,让真实、客观存在的大量史实说话,就站到了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发展大势及大义的立场。把各民族在交融汇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研究清楚,向人们讲清楚、讲透彻,使人们深刻明白其中的道理及必然性、进步性,自然就会消除一些民族成员不必要的疑虑,就会更加愿意、主动地开放自己,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而更为主动地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

  (六)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我国民族关系的认识

  科学阐释和引导国民正确理解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或种族、族群关系的历史及发展走向,是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必要举措。但在阐释民族关系史的指导理念选择上,各国的差异很大,即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时代也会有不同的指导理论、价值观念。44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持守一种基于实现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国家统一、民族平等与团结的价值立场来认识、阐释与处理我国民族关系。这与西方经典民族国家建构理论所主张的同化主义有着本质区别。

  我国各民族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中的基本表述是: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形成了互相离不开的亲密关系,体现为“三个互相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也体现为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两个对我国各民族关系的生动概括,早已成为民族事务领域老生常谈的话语。但要让全体中国人,尤其是非民族工作领域的知识分子、广大民众深刻理解这两个生动概括的意涵,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转化为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力量,并非易事。难以一朝一夕实现,需要久久为功。目前社会上、网络空间一些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当代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等话题而散播、蔓延的带有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这些言论、观点的持有者对我国民族关系的“三个互相离不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刻意涵理解不深,或者不甚了解而引发的。

  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三个互相离不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也体现在人口、情感或心理上。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未间断,且在各个层面不断深化,在此过程中持续汇聚为统一、稳固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百余年来,各民族在抵御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追求中华民族解放与独立,推动王朝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结成了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在探索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始终把民族平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把民族平等作为了立国原则,“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终结了旧中国民族压迫、纷争的痛苦历史,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45今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只有不断地把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各自的优势和长处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加强合作,才能“更好地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46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也是上述两个生动概括的现实诠释,不同民族、全体中国人都应知晓。而只有把更多不同朝代、区域以及不同层面的各民族交融汇聚典型史实挖掘整理出来,作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阐释,并在全社会传播、普及,才能不断帮助人们深化对我国民族关系的认识。

  三、观察与阐释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应把握的四个维度

  前文述及,再生产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的要旨在于科学揭示各民族在交融汇聚中推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内在机理。因此,要科学、全面观察与重新阐释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即再生产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以各民族的互动交融及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发展史为主线,以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着眼点。概言之,就是应把握好民族要素-共时性、民族过程-历时性、民族结构-关系性、民族意识-价值性等四个维度。

  (一)民族要素-共时性维度

  一般意义上的民族要素既包括群体成员共享的文化、历史疆域或祖籍地、共同记忆、宗教信仰等原生性成分,也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利益、情感等次生性、建构性成分。47中华民族同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一样,有构成自身的基本要素,又有自身的特点。今天我们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复合型的族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更是一个容纳了政治、经济、地域、利益和命运等因素在内的国民共同体,是一个国际法上的“国家民族”。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过程中,既有各民族自然发展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也有历史上不同朝代、民族的统治集团有意施行的力量在发挥作用。

  按照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来解释,48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种要素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汇集的结果。那么,这些要素是什么、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其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关系如何等,都是再生产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无法回避的问题或必须着力揭示的内容。因此,相关知识的再生产,对这些问题一方面应从理论上作出科学、全面、系统及有丰富客观史实支撑的阐释,另一方面也应当把其贯穿在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的书写当中。当然,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议题。本文认为,把各民族维系于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使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并不断巩固和发展的主要是疆域、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情感等六大要素或六大力量。

  (二)民族过程-历时性维度

  同其他民族一样,中华民族有一个产生或形成的起点,也有一个发展、壮大的过程。尽管人们对这个起点的时间、标志与发展过程有不同见解,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个起点、发展过程的存在。我们说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表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本身也是一种动态性的存在。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有自在、自觉两个发展阶段的解释已成为经典论述,被学政两界广泛运用。这种划分是科学的,但也框架性、粗线条的。我们今天必须进一步思考及向世人作出科学阐释的是,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自在、自觉两个阶段的时间都不短,尤其是前者有数千年,后者也有一个半世纪以上,在前后两个阶段,中华民族是怎样实现发展以及在哪些方面得到实质性发展的?

  实际上,无论在自在阶段,还是在自觉阶段,中华民族的发展都体现出一种递进性,而且其中都存在着若干具有历史节点意义、对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巩固发挥了明显提升作用的步骤或节点。那么,这些具有历史节点意义的步骤是什么,对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些问题需要在补充和完善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华民族史研究的知识再生产实践中着力回答。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在理论上给出总体性阐释,另一方面也应将其体现在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的书写当中。

  本文认为,对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具有明显推进作用的事件就是具有历史节点意义的步骤。这些步骤,除了以往研究关注较多的秦国统一中原并推行的国家统一性建设,起凝聚核心作用的汉族的形成及向周边地区的扩散而不断对各民族联系沟通网络的构筑,地区性多元统一的不断实现,中原地区的数次民族大混杂大融合,中华民族首次成为一个自觉的整体而与帝国主义殖民列强的对抗,20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首次明确使用“中华民族”的旗帜进行社会动员与政治实践,中华革命党及国民党人着意进行的中华民族建构等之外,49还包括以往研究关注不多的一些节点、步骤,如中原农业区与北方草原游牧区在西汉武帝朝首次实现政治统一,儒家思想自西汉武帝朝起逐步成为王朝中国时期的主导意识形态,中华帝国疆域在明清之际的奠定及基本稳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登上历史舞台并带领民族人民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建设统一的多民族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进行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等。

  (三)民族结构-关系性维度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也是一个仍然需要不断建设的国家民族。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也是作为“多元”的各民族与作为“一体”的中华民族不断互动的过程。“多元”在汇聚为“一体”、强大“一体”的过程中,自身是应该衰落,还是应该繁荣发展?这是“中华民族”概念自一百多年前提出且成为学术议题以来国内学人争论不休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关系中华民族现代国家建设成败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对此,习近平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 。50这一强调蕴含的深刻理论与实践指向是毋庸置疑的,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这一问题上认识与立场,对消除知识界的思想迷雾、无谓论争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既然是财富、是优势,我们就应当、必须维护和发展,不能、也没有理由破坏和丢弃。事实上,无论在自在阶段还是自觉阶段,形成后的中华民族始终都是一种多元一体格局或结构。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发展事实表明,作为“多元”的各民族与作为“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关系得到了很好的协调。“一体”得到了巩固与发展,但“多元”也并未削弱。“多元”的繁荣发展与“一体”的发展、巩固体现了一种辩证的统一。

  文化是民族的内核,民族的多元性与文化的多样性紧密相连,可以说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当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再被视为一种负担,而被看作一种和谐社会的建设性资源。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创造力、灵感及享受的重要源泉,世界因为多样化才有色彩、活力。正因为此,中国共产党人近些年在如何对待不同文化、民族的问题上,反复强调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习近平更是提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51

  如何处理多元民族、文化与国家的统一、一体性建设之间的关系,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世界各国在推进(多)民族国家建设方面,形成了不同模式。如以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为代表的巩固完善型,以新大陆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移植更新型,以亚非拉地区的印度、埃及、伊朗等国为代表的恢复重建型,以苏联、南斯拉夫等为代表的国家联盟型,以及以非洲新兴国家为代表的新生构建型等,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十分成功地解决这一难题,有的可以说完全失败了。相比较而言,属于恢复重建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却成效斐然。究其根本,就在于我们较好地协调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探寻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之道时,始终秉持着多元一体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方法。多元一体实际已成为中华民族建设的成功模式。关于多元一体的价值立场、思想方法的重大意义,正如有学者阐明的,“多元一体体现了一种事物结构上的规律性。而既然是一种规律,就有其不可动摇的永恒性和普遍性。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会有多元消融纯然一体这样的民族和民族走向。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的内部结构都是多元的。中华民族只要存在,其内部结构也会是多元的,在族性或文化上完全同质的中华民族是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普遍民族结构的一种典型反映。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正确看待民族现象以及民族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分析方法”,52这些洞见与费孝通当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时谈到“多元”与“一体”的未来走向时强调的,“一个社会越是富裕,这个社会里的成员发展其个性的机会也越多;经济越发展,越是现代化,各民族间凭各自的优势去发展民族特点的机会也越大”53之论点异曲同工。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多元一体思想贯穿在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的再生产当中。

  (四)民族意识-价值性维度

  对当代中国而言,以什么样的一种社会意识,才能跨越各种地域社会、宗教信仰等之间的藩篱,将身处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中国人、国内外的中华儿女团结起来,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类社会组织和团体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致力于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儿女最伟大的梦想?除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能找不到第二种。这个事实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远非民族事务领域的事业,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各个政党、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各条战线共同的事业。但问题的关键是,由于知识的普及与宣传不足,以及其他原因,中国人、中华儿女心目中的中华民族却不完全相同。与之相对应,人们心目中的中华民族意识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并不完全一致。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意识的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积极的、消极的;包容的、狭隘的;内敛性的,扩张性的;从属民族的,国家民族等。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的中华民族意识是一种积极的、包容的、内敛性的国家民族意识,是建立在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等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主张的基本价值理念之上的。其不同于清末民初以来的维新派、革命党、国民党及其他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力量所主张的中华民族意识。这些政治力量主张的中华民族意识所依托的意识形态或是杂糅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封建主义,或是保守的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中华民族意识依托的意识形态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种区别是本质性的。尽管清末以来资产阶级政治力量所主张的以大汉族主义为内核的中华民族意识、观念因长期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义之士的批判和少数民族同胞的抵制而已被历史抛弃,但这种思想观念并未彻底消失、沉寂,其主张、言论在今天的学术界、理论界仍不时浮现,只是观点表达变得更加隐晦,传播的主要场域由现实社会转移到了网络空间而已。所以,重新书写的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中华民族史要获得各民族成员的认可,真正成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性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凸显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属性。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才能发挥更大的社会动员作用,团结尽可能广泛的力量形成最大‘同心圆’”。54

  四、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再生产的基本途径

  毫无疑问,再生产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界不同学科力量与党和国家理论、宣传、民族、教育、文化、宗教等工作部门协同及努力。前文述及,通过再生产形成的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实际上会形成一种新的专门知识体系。而这一过程,包括新的专门知识体系的“发明”和传播普及两个环节。

  (一)注重“发明”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新知识

  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新知识的学术阐释、体系建构及文本书写是再生产这一专门知识的首要环节。没有这个环节,与此相关的价值作用的发挥便无从谈起。

  第一,开展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专题研究。

  应通过设立招标课题、举办专题学术会议、设立学术论坛等形式,组织多学科力量协同攻关,全面挖掘、整理我国各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中交融汇聚的史实,以符合时代需要的话语作出新的阐释,书写出系列性专题成果。应注重从可信度高,说服力强,容易被各民族接受、认可的地方史志,包括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写成的史志中挖掘史实。专题性研究议题的设立,既应包括体现各民族交融汇聚总体情况及趋势的通史,也应包括体现不同地区、民族、历史时段交融汇聚特色的区域史、断代史。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须以重塑各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和增强各民族对中国历史、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为旨归。

  第二,挖掘整理各地、各民族关于民族交融汇聚史的地方性知识。

  马克思讲,“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5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交融汇聚实际上是各民族基于趋利避害、兴利除弊之目的而交往交流的结果。如何认知这种社会现象及运动,不同民族、地域社会的人们积累了丰富经验、智慧,构成了多样化的民族交融的地方性知识。这些地方性知识虽然表征着不同民族、区域社会文化的差异性,但其对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团结与凝聚所具有的作用却往往是外来的现代性知识无法替代的。这也是地方性知识近些年来日益受到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研究者重视的根本原因。56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包含多重的跨地域社会,不同区域、民族的人们长期以来积累的大量有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性知识,或记载在地方文献、私人文书、宗教典籍等文本之中,或以地方口头文学艺术的形式被民间社会代代相传。它们都应当被挖掘、整理出来,更好地为促进今天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组织、动员多学科参与。

  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是一种多民族参与的社会运动,涉及我国各民族及其所在区域社会、国家的各个方面,动态性、持续性特点鲜明。这决定了若要向人们全面、立体、生动地展现这一宏大社会运动的历史,使其在推动人们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价值共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必然需要具有不同功能的学科参与其中,尤其是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学、语言学、农学、建筑学、中医药学(包括民族医药学),以及政治思想史、经济史、音乐、体育、美术等学科要参加进来,展开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及新的专门知识体系的再生产。

  (二)注重传播普及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新知识

  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7所以在加强专门知识“发明”的同时,必须重视新知识的传播普及工作。只有把那些在研究中形成共识的、符合时代需要的成果,转化成容易被各族群众接受的大众知识,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语和形式,作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素材,在全社会广泛持续地宣传普及,才能起到重塑各民族共同记忆、激发情感共鸣、凝聚价值共识、促进文化认同的效应。

  第一,推动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新知识进教材、进课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础性条件,是全社会、各民族和各战线共同的事业,也是一项需要常抓不懈,尤其需要从教育行业、从青少年抓起的事业。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事业一样,各级各类学校也是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所以,应在充分研究、讨论及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把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新知识,具有典型意义的史实、事例写入中小学国情教育教材、高中历史教科书、大中专院校专业课《中国通史》教科书和思政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科书,以及各级、各类干部学院的通识性课程教材之中。

  第二,推动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新知识进大众传媒、向文艺形式转化,在全社会广泛传播。大众传媒在巩固和提升国家软实力、引导和塑造社会意识方面具有的重要作用早已为致力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力量及学人认可、重视。58所以,除了推动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新知识进教材、进课堂之外,还应把握好信息化社会和全媒体时代知识、观念传播的规律,把那些在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改写成易于传播、容易被公众接受的文学作品、剧本;拍成电影、电视剧;制作成面向不同民族、地区的电视、广播节目;制作成易传播、成本低的微视频等,在全社会广泛传播。尤其是新媒体、移动媒体中一些用户数量众多的网络平台,如学习强国、快手、爱奇艺、腾讯视频、百度百科知识视频、各级民族工作部门的微信公众号等都应成为重要传播阵地。

  注释

  1.西方民族主义研究流派中的原生主义、永存主义、新现代主义、族群-象征主义等“范式”均程度不同地承认这一点。

  2.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

  3.习近平:《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新华网,2020年8月29日。

  4.习近平:《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新华网,2020年9月26日。

  5.参见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6-99页。

  6.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知识社会学(研究知识以及思想产生、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联系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研究者中是共识。以创建批判理性主义著称的奥地利犹太裔当代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在分析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时也指出,他们二人“的历史主义哲学是他们的时代的特有产物”;认为在黑格尔看来,“人的理智工具是不断变化的,它是人的社会遗产的一部分;因此,人的理性的发展必须与其社会(即他所属的国家)的历史发展相吻合”。参见[英]波普尔著、倪山川编译:《波普尔说真理与谬误》,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9、150页。

  7.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提出,在知识生产的源头上注重应用语境、在学科框架上注重跨学科和超学科性、在场所和从业者上注重异质性和社会弥散性、在社会责任上注重社会问责和自我反思性的知识生产活动,已成为一种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其具有突出价值,应用前景广阔。参见[英]迈克尔·吉本斯等著,陈洪捷、沈文钦等译:《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9页。

  8.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也是科学发明和传授的过程。参见郭定达:《科学知识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关系初探》,《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9.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10.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5月27日)》,《今日民族》2005年第6期。

  11.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

  12.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3页。

  13.参见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马克思恩格斯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页;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0页。

  14.参见杨须爱:《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在新中国的发展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出的思想轨迹》,《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15.参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

  16.有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学界长期存在着一种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思路,即在承认少数民族存在的前提下,以统一的新型文化构筑一个新的中华民族,造就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无论是将苗汉“文化同源”作为“统一文化”的内核,还是推广汉语、并行民族语的语言教育策略,都反映出民族学界既承认“多元”又谋求“一体”的思路。参见刘波儿:《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想来源——民国时期民族学界“多元”“一体”理论设计研究》,《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

  17.在1939年那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著名学术论战中,吴文藻、费孝通虽未明确标榜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的学术观点与参与论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者翦伯赞的观点不谋而合,具有高度一致性。

  18.参见吴文藻:《论边疆教育》,《益世周报》第2卷第10期,1939年3月17日;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9期,1939年5月1日;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重庆)《中苏文化》第6卷第1期,1940年4月5日;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大连大众书店,1947年。

  19.代表性作品如(按首版出版时间先后列举)钱穆著《国史大纲》(1940年)、吕思勉著《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下册,1945年)、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1年;下册,1948年)、张荫麟著《中国史纲》(1941年)、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1941年;中册,1942年)和《中国通史》(1978年)、翦伯赞著《中国史纲》(第一卷,1944;第二卷,1946年)和《中国史纲要》(1979年)、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1999年)、卜宪群总撰《中国通史》(2017年)等。

  20.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版,“重印序言”第1页。

  21.王文光、施芳、李艳峰:《中国民族史学发展述论》,《思想战线》2012年第4期。

  22.参见施芳、李艳峰:《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页。

  23.代表性成果如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1990年),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1994年),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1990年),陈连开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1999年),杨建新著《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1988年),王文光著《中国民族发展史》(2005年),中国社科院和中央民族大学12位学者合作完成的“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1996年)等。

  24.方素梅:《最近十余年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

  25.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研究二十年》,《民族研究》1998年第5期。

  26.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出版的“中国民族史”作品,有的对中华民族整体性、各民族共同性的关注已经有相当明显的自觉性。例如,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一书,就“突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将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纳入一个整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分阶段加以叙述,各民族的个性恰到好处地显示于共性之中”。参见李远龙:《高屋建瓴各领风骚:建国以来出版的三部〈中国民族史〉读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再如,陈连开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1999年)一书,不但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为指导编写,而且在书中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也有诸多阐发,等等。这些作品都对中华民族的研究与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只是说这类的研究和作品还不够多。

  27.彭丰文:《中国民族史学科要体现民族性》,《人民日报》2016年8月22日。

  28.参见王文光:《中国民族史研究论稿》,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29.10个重点研究基地为: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广西民族大学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暨南大学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院、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5个重点研究培育基地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30.参见王明珂:《中国民族与民族史》,《复旦学报》2016年第5期。

  31.参见费孝通:《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的主旨发言》,《思想战线》2001年第6期。

  32.参见马戎:《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的历史条件》,《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33.参见王希恩:《再倡“多元一体主义”》,《学术界》2018年第8期;王希恩:《从多元文化主义到多元一体主义的思考》,《世界民族》2013年第5期。

  34.参见宋清员、王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和合”思想的内在理路》,《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9年第4期。

  35.相关代表性研究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译:《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55页;[德]哈拉尔德·米勒著,郦红、那滨译:《文明的共存》,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128页。

  3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社,2017年10月27日。

  37.曲青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9日。

  38.参见林幹著:《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25页。

  39.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33页。

  40.班班多杰:《和而不同:青海多民族文化和睦相处经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41.这里的“长时段”一词借自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费尔南·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人们要想准确、深刻地观察某一社会的历史,就不能被短时段的历史“事件”掀起的短暂社会反应所迷惑,而是要考察“妨碍着或左右着”历史发展的“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即长时段的各种结构,如地理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结构等。这对于我们探究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的真相,相当具有启发性。参见[法]费尔南·勃罗代尔著、承中译:《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

  42.参见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43.《晋书·熊远传》。

  44.参见[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著、叶江译:《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9、30页。

  45.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

  46.国家民委研究室编:《新时代民族理论政策问答》,民族出版社2019年版,第66、67页。

  47.民族的原生性、次生性和建构性要素分别为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中的不同流派所看重,其中族群象征主义(Ethno- symbolism)、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等流派看重的是原生性要素,现代主义流派看重的则是次生性、建构性要素。参见A.D.Smith,“Dating the Nation,” in Daniele Conversi ed.,Ethnonational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d,London:Routledge,2002,p.65;闫伟杰:《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范式述论》,《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等。

  48.参见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49.相关研究参见谷苞:《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谷苞:《再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陈连开:《论中华民族的结构》,《烟台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7—90页;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3—52页;等等。

  50.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9月28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页。

  51.习近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

  52.王希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76页。

  53.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页。

  54.张淑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

  55.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1842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56.参见盛小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

  5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58.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予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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